刘琨死后半个世纪，桓温北伐遇到一个善于手工的老婢，原来是刘琨的伎女。老婢一见到桓温，潸然而泣。桓温问其故，老婢回答：“桓公酷似刘司空。”桓温十分高兴，出外整理衣冠，再呼老婢进来详细询问。老婢又说：“桓公和刘司空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意思是桓温还是比不上刘琨。桓温于是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高兴了好几日。可见刘琨身后声望之高。

却说祖逖北伐初胜后，立志将河南建设为根据地。他的豫州刺史开始名实相符，为政俭朴节约，自己廉洁自律，不蓄私产；劝督农桑，恢复农业生产，亲自率领子弟耕耘砍柴，又收葬枯骨，为之祭醊。乱后初定的豫州百姓纷纷拥戴祖逖。祖逖曾置酒大会相亲，豫州耆老流涕放歌：“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司马睿不得不提升祖逖为镇西将军。

石勒处于劣势，不敢窥兵河南。他采取务实的通好政策，派人修缮了成皋县的祖逖母亲墓地，写信给祖逖要求相互通使、交市。石勒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且被朝廷视为蛮夷，祖逖自然不能与之通使交好。这虽然是形式问题，却关系政治大局。但交市通商有利于南北方百姓，也有利于河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祖逖耍了个手腕，对石勒的来使置之不理，对南北方自发的通商交往也不加制止，听任互市。河南百姓在互市中获利十倍，民富而政府强，很快河南就公私丰赡，北伐军强盛。祖逖满怀信心地要“推锋越河，扫清冀朔”。

太兴四年（321年），晋元帝司马睿派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这就在祖逖的豫州刺史上面加了一道紧箍咒。祖逖认为这是朝廷派来监督他的，对他不信任。祖逖猜对了一半。面对声望和军队都成倍增长的祖逖，司马睿不能不心里酸酸的，手心发汗。戴渊出身东南寒门，必须依赖司马睿来获取权势，所以效忠司马睿。司马睿需要的是戴渊。祖逖没有猜到的是，司马睿派戴渊到河南抢夺胜利果实，除了监视祖逖还有分割琅琊王家权势，防范荆州王敦的目的在。祖逖过分关注北伐，几年来对东晋王朝的政治格局缺乏了解，自然不清楚司马睿的第二个目的。祖逖见戴渊是南方人，虽有才望但并不热衷北伐。河南收复后形势大好，如果拖延过久不再接再厉，一旦民心泄气石勒缓过劲来，北伐难度将大为增加。可北伐已经不是自己说了算的，祖逖只能怏怏不乐。

戴渊出镇河南，王敦的反应最强烈，表露出与朝廷公开决裂的态势。祖逖担心朝廷将起内讧，更加拖累北伐大业，忧虑过度而发病。

在病中，祖逖还在筹划进一步北伐。他营缮了武牢城，该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计划建设成向北向西进军的据点，又在河南筑垒，巩固战果，以备北伐失利时坚守。城没修成，祖逖在雍丘病逝，时年56岁。豫州百姓若丧考妣，百姓为之立祠。朝廷追赠祖逖为车骑将军。据说王敦久怀逆志，畏惧祖逖的北伐军才不敢与朝廷决裂，听到祖逖死讯后王敦开始肆意作乱。

祖逖原本可以在东晋获得丝毫不逊于刘琨的声望，可惜接替他的祖约日后率领这支流民武装参加叛乱，又投降了石勒，祖家被族诛，间接损害了祖逖的声誉。随着时间的推移，祖逖作为无私的爱国者和无畏的战士越来越得到后人的尊崇。

二八、王与马不敢共天下

一

西晋末年，八王兵戎相见，天下大乱。山东琅琊国临沂（今山东临沂）的王家决定举族迁徙到相对安定的东南地区去。王家的王导即将渡过淮河的时候，担心前途，找到大占卜家郭璞算命。郭璞给算了一卦，说：“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于是王家高高兴兴南下去了，果真如郭璞所言在南方繁衍生息，成为南朝第一大名门望族。

王家的举族迁徙，只是发生在公元310年前后的著名的永嘉南渡的一部分而已。

在永嘉南渡中，许多北方的名门望族、朝野大臣带着族人，裹着金银细软，吆喝着家丁下人和家禽家畜，逃过淮河，来到了长江下游沿岸。乱哄哄的这股移民潮，给东南地区带来了近百万新人口。琅琊王氏除了王导外，还有王廙、王含、王舒、王彬等兄弟和王羲之、王胡之、王彪之等子侄辈，统统搬迁到了原来的东吴旧都建邺（今江苏南京）。王家在秦淮河边一条叫乌衣巷的街道里聚族而居。来自陈郡的谢家紧随而来，也搬到了巷子里，和王家做起了邻居。

此时的王家，还只是晋朝若干二流家族之一，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并不紧密。琅琊王家最大的骄傲是家族道德凛然，家风高尚。王导的曾祖母朱氏是曾祖父的续弦，对王导的伯祖父王祥和祖父王览极尽虐待之能事。王祥两兄弟无怨无悔，真心侍奉后母。朱氏就变着法子地折磨两个孩子。寒冬腊月，朱氏深夜要吃鱼，逼王祥去捉活鱼。王祥跑到河边，开始凿厚厚的冰层，准备捕鱼。不料，冰面自动裂开，两条鲜活的鲤鱼蹦到王祥脚下。这就是《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故事。王览则进入了《二十四悌图》，为了防止朱氏给王祥毒死，每次饭前他都替兄弟尝毒。兄弟俩的道德故事感天动地，惊动了以道德作为选拔官员标准的汉朝政府。东汉政府多次征辟两兄弟做官，都被兄弟俩拒绝了。直到年老了，王祥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出任了曹魏王朝的徐州别驾。这是琅琊王氏家族步入政坛的开始。

可见，王家的政治根基并不深。但他们一来没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政治冤家和夙敌，二来树立了超高的道德标准，把握了官场升迁的利器，官越当越大。王祥、王览两人先后担任了朝廷重臣。等到甘露五年（260年），司马昭发动政变，杀死小皇帝曹髦的时候，图谋篡位的司马家族已经不得不考虑王家的意见了。当时小皇帝的尸体还没有入殓，司马昭一再催促王祥来商量后事。王祥很聪明，来了后先抱着小皇帝的尸体大哭一场，自责救驾来迟，可又赞同司马昭的后事安排。在这里，王祥给家人树立了既重视道德说教，又注重政治实效的好榜样。王祥死前，对王览说：你的后人会大红大紫的。果然王览的孙子辈飞黄腾达。先是王衍担任了太尉，成为掌权人物，再是王澄出任荆州刺史，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王衍很得意地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王衍这个人平日里不干正事，迎合西晋初年社会思想观念开始从儒家道德向虚幻的玄学转变的趋势，整天拿着一把拂尘夸夸其谈，信口雌黄。暗地里，王衍意识到了危险，早设计了王家“狡兔三窟”的退路，得到了祖父辈的真传。王家政治上崛起的时期，正是西晋八王之乱时期。王衍后来被石勒抓住，压死在墙下。但是王导、王敦等人有了博取进一步荣华富贵的扎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