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代，却是知识分子性情张扬、风范永存的盛世。

知识分子的张扬与活跃，似乎与王朝权威的稳固程度成反比。唐宋元明清等王朝巩固、皇权显赫的时代，知识分子循规蹈矩，没有太出彩之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晚清民初等大动乱时期，知识分子东奔西走，或呐喊鼓吹，或叩问内心，反而留下了不朽的绚烂篇章。

对个人内心压制最重的障碍并非来自学问高低、家境贫富、眼界宽窄，而来自于政治权力，肇源于朝堂之上的权威。中国古代王朝要维持统治，总要推行统一的思想说教，客观上剥夺了知识分子海阔天空思考的可能。强大的中央权威配合对知识分子的垄断，让社会尽量保持一个声音。而魏晋时代，先是三国分立，然后是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恰恰是中央权威最低落的时期，为知识分子的张扬活跃提供了可能。这个时期，虽然儒学在官方的支持下，仍以经学的形式延续着，但受到了玄学和西域传入的佛学的挑战。人们的思想多元化了。知识分子自由思考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实政治的黑暗。从曹魏初年开始，忠孝仁义的说教只停留在人们的口耳之间，就连说教者本人都不信奉。魏晋都以“禅让”形式登基，统治阶层贪腐堕落，朝政黑暗，哪有忠孝道德可言。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反抗，老庄思想和玄学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

后人往往以“魏晋风骨”（或者“魏晋风流”、“魏晋风度”等词）来形容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进而指代那个思想活跃、自由奔放的年代。我们可以从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威的关系角度入手，认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二

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威具有天然的排斥性。要思想自由，难以避开的问题就是要和政治权威保持距离。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知识分子要生存、毕竟人的一生很难逃避官府的骚扰。但是，人们可以在思想上和政治权威保持平行，不阿谀不攀附，保持人格上的独立。从东汉末年开始，正直的知识分子就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管宁和华歆，年轻时同席读书。一次，有乘坐官车的显赫人物从门外经过，管宁岿然不动，照样读书，华歆则丢下书本跑去观看。管宁于是割断坐席，和华歆拉开距离说：“你不是我志趣相投的朋友。”果然后来华歆成了逼汉献帝禅位的曹魏开国大臣，为世人鄙夷；而管宁隐居辽东，教书育人，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赞同。只要与权威拉开距离，知识分子才能客观地看待政治，观察社会，自由地思考。

思想和权威的平行姿态，逐渐塑造了一批刚正、耿直的魏晋文人，他们对权力做到了不卑不亢，敢于坚持自我、维护自身的利益。

东吴末年，吴主孙皓暴戾无常，动辄大开杀戮。一次在朝堂大会上，孙皓突然问大臣诸葛靓：“卿字仲思，为何所思？”诸葛靓正色说：“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此而已。”这里说的忠孝、诚信都是正直高尚的人应该具备的，可惜孙皓并不具备。诸葛靓敢于当面指出孙皓的缺点，可谓胆大。诸葛靓是曹魏叛将诸葛诞的儿子。诸葛诞割据扬州反抗司马家族篡位，派诸葛靓入吴求援，失败后诸葛靓就留在了东吴。东吴灭亡后，诸葛靓迁徙到洛阳居住，拒绝晋朝的委任，一直没出来当官。他因为与晋室有仇，常常背洛水而坐。其实，他和晋武帝司马炎是发小，感情很深，如果想当官机会是很多的。后来，司马炎想见见诸葛靓这个老朋友，就通过诸葛太妃来招呼诸葛靓进宫（诸葛太妃是诸葛靓的姐妹，嫁给了司马懿的儿子司马伷）。诸葛靓入宫，和诸葛太妃相见，司马炎突然闯了进来，拉着诸葛靓饮酒叙旧。酒酣，司马炎问道：“你还记得我俩当年竹马之好不？”对一般人来说，皇帝亲口提及当年的情谊，是多大的恩典啊！诸葛靓却说：“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睹圣颜。”这里的“吞炭漆身”说的是战国刺客豫让的故事。豫让受知于智伯。韩赵魏三家合力攻杀智伯，豫让为报知遇之恩，矢志复仇，于是漆身毁容、吞炭改变声音，伺机刺杀赵襄子，事败而死。诸葛靓则念念不忘司马家的杀父之仇，说完这话涕泪交加，悲恸不已。司马炎脸上无光，赶紧退场。出宫后，诸葛靓都以见到司马炎为耻辱和人生的污点。

这是对待皇帝的例子，还有许多对待权臣的例子。东晋王导征召王述做属官。议事的时候，王导每次讲完话，下级官员纷纷争着赞扬王导的远见卓识、高屋建瓴，表示要贯彻落实好王导的意思，现场充满阿谀奉承之风。王述职位低微，只能坐在末尾，却说：“丞相又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正确呢？”这样的认识，想必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王述那样的勇气。琅琊王家的王含担任庐江太守期间，以贪浊闻名，声名狼藉。其弟王敦是掌握天下一半兵权的枭雄，为哥哥王含护短，一次当众说：“家兄在庐江政绩卓著，庐江官民交口称颂家兄！”王敦的主簿何充马上正色说：“我就是庐江人，听到的事情恰恰相反！”此语一出，在座的人都为何充捏了一把汗，何充神意自若，没有丝毫惧意。

最幽默的一个段子是裴楷创造的。裴楷是西晋的名士兼大臣。晋武帝一次曾在朝堂上自信满满地问：天下人怎么评论我啊？裴楷马上回答：“陛下肯定不能与尧舜相比，因为朝中有贾充这样的人在！”贾充是司马炎的宠臣，贾南风的父亲，更是天下皆知的佞臣。裴楷的正直和胆量可见一斑，梁王、赵王是皇帝的近亲，煊赫一时，封地富庶。裴楷每年都向两位王爷借钱，且金额巨大，动辄几百万。借到钱后，裴楷都用来救济贫寒的亲戚故友，绝口不提还钱的事情。有人笑他：“你怎么能靠骗钱来施恩惠呢？”裴楷则说：“我这是在劫富济贫啊。”梁王和赵王都拿他没办法。

三

魏晋文人对政治权威的超脱，便利了个性无拘无束地发展。自由的思想海阔天空地驰骋，再配合老庄学说的自然无为，文人们言行、生活纷纷回归了从容、淡定、自然的原始。魏晋可能是文人在思想上最放松、自然的时期——有人说南宋是文人的天堂，可能在生活的安定上南宋时期超过了魏晋，但在思想自由度上南宋绝对逊于魏晋。魏晋文人头脑中去掉了许多枷锁，身上少了许多约束，人际关系也趋向自然。

东晋时，王徽之担任桓冲的参军，桓冲死后王徽之转赴建康任黄门侍郎。他在建康郊区遇到了从建康启程赴江州去当刺史的桓伊。王徽之早就听说桓伊善吹笛，“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只是没有听过。他马上停船吩咐下人：“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下人吓了一跳：桓伊出身桓氏望族，是淝水之战的大功臣，又是新任的江州刺史，家族门第并不逊于王徽之的琅琊王家，但声望、地位远高于王徽之。你让他为你吹笛，人家凭什么听你的啊？下人硬着头皮去传话了。谁想，桓伊听说有人想听笛，随即叫停车驾，下车，布置胡床，拿出笛子吹了起来（据说吹的是《梅花三弄》）。吹罢，桓伊上车而去，王徽之继续行船，客主不交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