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魏、韩两家打酱油的不谈，赵毋恤和知瑶有不共戴天的死仇。当年知瑶率军攻郑，赵毋恤为副将，知瑶有次在帐中饮酒大醉，对赵毋恤强行灌酒，当场让赵毋恤难堪。

最过分的是知瑶企图参与赵家的废立大事，要求赵毋恤的父亲赵简子赵鞅废掉毋恤。赵鞅当然不会听知瑶的满口柴胡，但赵毋恤由此恨知瑶入骨。这次灭掉知瑶，赵毋恤的复仇快感可想而知，他在极度的兴奋中把知瑶的人头砍下来，做成酒器，在人群中四处炫耀。

赵毋恤是复了仇，可他对知瑶尸体的污辱却深深伤害了豫让，知瑶得罪赵毋恤，那是他们之间的恩怨，和豫让无关。豫让只知道知瑶待他如国士，如今恩主死后被辱，作为知家最受宠的臣子，豫让岂有坐视之理？为子死孝，为臣死忠，这是为人的本分。豫让唯一能做的，就是复仇，用赵毋恤的一条命来报答知瑶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故事的过程很简单，豫让用易容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待罪的奴仆，怀揣一枚利刃，趁人不备，混进了赵毋恤家中正在装修的豪华厕所里。豫让假装在粉刷墙壁，等着赵毋恤自投罗网，没想到赵毋恤太过敏感，一眼就看出这个奴仆有问题，让身边人拿下，果然搜出了一枚利刃。

豫让要以死殉义，尽人臣之忠，其实心存大义的，还有他的敌人赵毋恤。豫让刺杀自己，赵毋恤有一万个理由杀死豫让，赵家门人也劝家主除掉豫让，但赵毋恤很大度地赦豫让不死。理由是“彼义士也，知伯已死无后，而其臣至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士”。当然，不能排除赵毋恤以赦豫让树立自己仁慈形象的嫌疑，但反过来说，豫让刺杀赵毋恤，也不是图一个江湖忠义之名吗？

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赵毋恤释放豫让后，豫让并不感恩，反而用自残的方式折磨自己，改变自己的外形、声音，准备再次刺杀赵毋恤。豫让把全身涂满了黑漆，导致皮肤溃烂，甚至把烧红了的炭放在嘴里，造成声带嘶哑。

豫让的朋友看到后，问他何苦自残，知瑶已死，你为他报仇又有什么实际意义？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在赵毋恤门下，必能得到重用，做人不能不识时务。豫让说得斩钉截铁：我明知事必不成，但我受知伯厚恩，必以死报之，让后世那些食主之禄却背主求荣的小人们羞愧至死！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豫让已经不是在为知瑶报仇了，而是纯粹地追求一种人生的存在价值观，即他心中的大义。或者从人性私的角度来看，豫让这么做，是在求死，准确地说，是在求名。只是问题在于，如果心无大义，一般人不敢以死求这样的名，文天祥是以死求名，但这样的求名，又有几人敢做？

豫让再次刺杀赵毋恤于桥下，结果又被赵家门人活捉，激怒了曾经放他一马的赵毋恤。赵毋恤有些愠怒地责问豫让：“你当年也在范氏和中行氏门下做事，范氏和中行氏被知瑶所灭后，怎么不见你为他们报仇，偏偏要为知瑶报仇，何故？”

“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以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以国士报之。”这是豫让对赵毋恤的回答，字字滴血，感人肺腑。范、中行氏待豫让如路人，豫让当然不必为他们复仇，知瑶待豫让如兄弟，恩宠有加。豫让连番刺杀赵毋恤，就是要以死报答知瑶当年对他的知遇之恩。

豫让向赵毋恤提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要求，他两次行刺赵襄子，论法当死，但如果不报于知伯，他死不瞑目。“今日之事，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虽死不恨！”赵毋恤的回复同样感人，“义之”，赵毋恤是一代雄杰，如果这点度量都没有，干脆别在江湖上玩了。

豫让的忠诚感动了曾经对知瑶恨得咬牙切齿的赵毋恤，他脱下袍服，让侍从高高举起，权当是赵毋恤本人，请豫让举剑刺其衣，也算为九泉之下的知瑶报了仇。豫让泪流满面地挥舞着利剑，朝着袍服连刺三下，《战国策·赵策一》对豫让刺衣的桥段写得简洁而震撼人心，如下：

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而可以报知伯矣！”遂伏剑而死。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同样是死，专诸和要离的死可以说轻如鸿毛，不甚值钱，但豫让的死却重于泰山。不过有种观点认为豫让为知伯报仇是愚忠，甚至是奴性的表现，此言大谬。豫让报的并不是主，范氏和中行氏被知伯所灭，豫让无动于衷。豫让报的是德，知伯待他如兄弟，他自然要还报兄弟之德，这是人世间最感人的大义之一。能说文天祥为宋殉国是不识时务吗？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殉国的将士呢？他们也不识时务？

三七　孔子闪亮登场